韩国媒体《DAUM》最新披露，当下三星电子在高带宽存储器（HBM）市场的表现与竞争对手SK海力士相比，可谓相形见绌，已然陷入全面落后的被动局面。在市场上，SK海力士的HBM3E产品一经推出就取得良好的成绩，而三星电子的HBM3E却始终无人问津，近日更被爆出惨遭谷歌踢出供应链。
事实上，在半导体方面，三星电子的盈利能力早就隐隐显露不足，已被他人赶超。去年，三星电子DS（半导体）部门的整体营业利润仅15.1万亿韩元，相比于SK海力士等其他同业对手，这个数字远远不够。如今，三星在DRAM市场的霸主地位旁落，曾经被视为现金牛的市场第一宝座已彻底易主，三星在这片潜力无限的市场中掉队，无疑是个重大的打击。
更令人担忧的是，三星在HBM这个关键领域的困境远不止如此。据专业科技媒体DIGITIMES报道，Google全力投入自研AI服务器芯片，起初是计划选定三星HBM3E合作，并交由台积电进行CoWoS封装，但日前却临时改变要采用美光的HBM来代替原计划的三星HBM。按照原定计划，三星送交英伟达的HBM3E认证已进入关键阶段，原预期最快于2025年第一季开始对英伟达大量供货。然而，迟迟未等来英伟达对外公布的认证结果，在这节骨眼上Google更换供应商的举动，对三星HBM3E来说，无疑是认证不顺的重要信号。
三星DRAM霸权崩塌
据《韩国经济》最新报道，近期证券机构对三星电子的业绩预期纷纷进行了下调，特别是在存储器半导体业务方面，下半年的盈利前景被普遍看衰。调查数据显示，虽然第二季度的销售额与营业利润预期在修正前后基本持平，但第三季度的业绩预期却出现了显著的下调迹象：销售额预期从26.9万亿韩元大幅缩减至25.3万亿韩元，营业利润预期也从7.6万亿韩元下调至6.9万亿韩元，这一连串的数据变化无疑为三星电子的未来增长蒙上了一层阴影。
《朝鲜日报》指出，三星电子早在去年就全面停止了DDR3内存供应，与此同时，三星还制定了更为长远的生产计划，旨在短期内逐步缩减其成熟的DDR4 DRAM的生产规模。据《工商时报》进一步报道，三星电子已正式向客户发出通知，宣布将于2025年4月全面停止采用1z制程的8Gb LPDDR4内存生产，并要求客户在6月前完成所有未结订单的确认工作，预计最迟于10月完成全部库存的清理与出货。
有行业资深观察人士认为，三星电子此次战略调整反映出当前DRAM市场的结构性转变：目前已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存储厂商发展迅猛，呈现在市场端的结果和接受度都令人满意，而以三星为代表的传统市场玩家的DRAM产品利润空间却不断面临挑战，生存空间不断缩减。在这一形势下，三星电子面临利润收缩危机，企图加速将产能更多地转向HBM与DDR5产品，保有一线生机。
面对DRAM业务逐渐没落的巨大危机，三星电子会长李在镕在近期的高层会议上发出了严厉的警示信号。他强调指出：“目前在多个关键技术领域，公司的技术竞争力正呈现出明显的下滑趋势，创新和挑战精神不足，更多是在被动地维持现状，而非积极主动寻求突破，重塑格局。”
近两年来，随着人工智能热潮居高不下，三星的芯片行业竞争对手——台积电和SK海力士凭借敏锐的市场洞察力，成功把握住了这一历史机遇。然而，作为全球最大的存储芯片巨头，三星由于内部决策机制的不畅、管理混乱等原因，未能迅速适应快速变化的AI半导体市场，导致其在这场技术竞赛中逐渐落后。更为严峻的是，在智能手机、电视和家电等这些传统优势市场的领导地位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险象环生，新董事能否顺利破局？
据《财经界》披露，三星电子将于本月30日召开董事会会议，重点审议关键人事任命，其中，移动业务负责人卢泰文正面临能否顺利晋升的严峻考验。
近年来，三星管理层动荡不停。自2017年权五铉等核心高管相继离职后，公司便长期处于“领导层真空”的状态，而随着2025年越来越多的高管相继离世，更使决策层陷入动荡的漩涡之中。在此境地下，4月1日，卢泰文临危受命为三星设备体验（DX）部门的临时负责人。时至今日，“转正”之路依然充满坎坷。有市场分析人士指出，若卢泰文的任命被重新审议，那么新一轮的权力博弈极有可能爆发，从而导致战略方向的分歧，尤其是在AI、半导体等关键技术领域上。这不仅将加剧三星内部的管理困局还可能对其业务发展和市场战略造成重大负面影响，使本已举步维艰的三星雪上加霜。
近日，三星电子联席CEO韩宗熙因病不幸离世，消息一经公布，首尔交易所数据立马显示三星电子股价下跌0.5%，市值瞬间蒸发约1.2万亿韩元，创下了近一个月以来的最大单日波动。三星电子的核心业务包括电视、家电、智能手机三大板块，均由韩宗熙负责的设备体验（DX）部门所囊括。据统计，2024年该部门为集团贡献了52.3%营收，足见其在公司战略中的重要地位。而今，市场普遍担忧，随着这位关键领导人的离世，三星消费电子业务战略连续性及AI转型进程将迎来更多的不确定性和挑战。
摩根士丹利最新报告直指，三星电子因管理层突发变故可能导致三星价值12万亿韩元的越南智能工厂扩建计划延迟，以及与特斯拉合作的汽车电子业务整合方案等多项关键决策也将面临多重困境。此次事件也暴露出三星管理层在人才培养和储备方面的潜在隐患，更甚至在应对突发状况时的应急机制和预案可能存在缺漏。
天价游说，难敌政策变局
三星除了深陷内部危机之外，同样还面临海外带来的风险。在中美博弈的夹缝中，三星一方面依赖中国市场维持供应链稳定——2024年，中国市场为三星贡献了高达31%的销售额，这一数字背后，是部分中国企业在遭美限制之前通过大量囤积HBM芯片而催生的短期需求激增。另一方面，海外市场的不断萎缩也导致三星步履艰难，难以突破。在如今的贸易战背景下，三星西安工厂贡献了40%的NAND Flash产能，若美国扩大对华半导体设备出口管制，该基地将首当其冲，不仅面临设备“断供”危机，更可能成为中美贸易战的首波“震中”。
为对冲风险，2024年三星豪掷698万美元游说美方对华强硬派迈克·加拉格尔，创韩国企业游说支出纪录。他曾试图借技术封锁巩固存储霸权，例如提议将中国的半导体领军企业长鑫存储等纳入出口管制名单，并严格限制美国技术向这些中国企业出口。同时，三星斥巨资雇佣与白宫幕僚长存在亲属关联的Continental Strategy公司，该公司合伙人与白宫幕僚长为母女关系。然而，却因特朗普单方面撕毁《芯片法案》陷入“政治献金打水漂”的困局，使三星德州工厂的补贴落空，巨额游说恐“竹篮打水”。
在这个技术更迭快速、竞争局势剧变的时代，三星电子正面临转型危机的十字路口。即将召开的董事会会议，实质是决定其能否突破“路径依赖困局”、重构技术领导力的生死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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